最近，香港知名金融家单伟健发布了一项研究，揭示中国工人的成本效益是美国的14倍，远超以往预估的5到7倍。他通过特斯拉在中美两地的工厂数据进行对比：上海工厂和美国弗里蒙特工厂员工人数均为2万，但上海的年产量达到100万辆，人均产量50辆，而美国工厂仅为56万辆，人均28辆，差异显著。同时，美国工人年薪高达8.25万美元，而上海工人只有1.4到1.5万美元，仅占美国工人的17%。基于这些数据，他推算出两国工人在特斯拉的成本效益相差8至14倍。

除了特斯拉，他还分析了多个行业，如造船业差距为7至10倍，钢铁业为10至20倍，光伏产业为10至15倍，最终得出中位数为14倍。简而言之，要实现平衡，美国工人需降低薪资至14倍，或中国工人需增加薪资至14倍。实际上，甚至若减半或涨7倍，工人们的消费能力也会有所提高，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循环，减少对外依赖。

然而，提高薪资并非易事，真正的竞争对手并非越南或印度，因为它们在劳动力和基础教育方面存在劣势，反而是国内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使状况复杂化。美国的零售和连锁企业无须过多干预，只需通过推动几家中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以获取低廉的供给。 千亿球友会

由于企业和城市之间的竞争，工人成本较高、加班审查严格的地区，企业可能会迁往成本更低的地方。这导致许多城市不愿严查加班，因为GDP和就业率是首要考虑。对此，或许有解决之道：改革劳动监管体系，或者允许工人自主争取权益，但这又可能带来新的风险。

在未来，我认为必须提升工资待遇，促进内循环，绝不应依赖外贸单一经济路径。